在梁先生身边的日子
饶光辉
元旦刚过，正惦记着春节给梁先生拜年的事，突闻噩耗，震惊不已，先生慈祥的面容即刻浮现眼前……
在梁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近三十年，先生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严谨治学的精神时时刻刻感染着我、鞭策着我,先生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时时刻刻感动着我、影响着我。先生所做的一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那么平凡，却又是那么伟大，潜移默化着我。
我1982年考入物理所，成为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到实验室第一次见先生，是在他的办公室。约好见面时间，我和另一位代培的硕士生张金平从正在读基础课的玉泉路研究生院来到物理所。先生的办公室不大，只有15平方米左右，除了先生的办公桌，还有一位老师和一位研究生的两张办公桌，还有一个大书柜、一台扫描衍射底片的显微光度计和一台读底片上衍射线位置的比长仪，把小小的一个办公室挤得满满的，但一点都不显凌乱。先生起身把我们迎进办公室，寒暄几句后，就开始向我们介绍他们正在开展的研究工作及打算让我们参加的课题。先生对我们的知识背景非常了解，尽管我们都初出校门，但对先生介绍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论文工作的思路基本上都听明白了。然后，先生带我们参观了实验室的设备，并把我们介绍给其它老师和同学。给我的感觉，先生平易近人、思路敏捷、学识渊博，确实是一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
结束了在研究生院的基础课学习，1983年夏天我正式回到物理所进入课题组做论文。不久，梁先生就到福建物质结构所任所长了。还好，在先生半年多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工作渐渐走入了正轨。先生基本上是一半时间在福州，一半时间在北京。每次一回到北京，尚未洗却旅尘，先生又早早坐在办公桌前，修改稿件、阅读文献、对着灯光分析衍射照片，似乎还在继续着前一天的工作。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先生是刚刚从几千里之外的南方回来，真让人惊叹他超人的精力！先生的记忆力也是非常超人的，对所看过的文献，不论隔多长时间，先生都能记得文献的内容及主要结论，甚至期刊名、作者。每次先生出差回来和他讨论工作时，先生都能记得上次讨论时工作的进展、实验的细节、存在的问题和要补充完善的地方，好像他一直在实验室和你一块儿工作，一天都没有中断。做梁先生的学生是精神舒畅的。他总是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知识特长和主观能动性，相信学生的自觉性，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先生厉声批评过学生，总是循循诱导、和风细雨、耐心宽容。对于由于某些原因没来得及做的实验，先生总是再次提醒你，告诉你怎么实施、实验结果能说明或解释什么问题，引起你的重视。说实话，比起先生保存的那些衍射照片，我们这些学生照出或洗出的底片没几张是合格的。就我们提交的不堪的衍射照片，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地对着灯光认真仔细地观察，教我们如何分析，如何提高照片的质量，常常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汗颜。90年代初的时候，稿件和学位论文都是手抄的。我从小就没有练好字，每次把写的东西交给先生的时候，心里都忐忑不安的。但先生从没有因此批评过我，总是耐心地逐字逐句修改，空白处还提出意见或要讨论的问题。每次取回先生修改过的稿件，看着空白处先生密密麻麻的详细认真批注，我心里都非常感动，非常内疚，也多次立志要练好字，省得先生费眼神。所以，以后一有文字处理软件，我都想尽快学会。先生一丝不苟的劲儿，让他太受累了。
我也有过被先生批评的遭遇。记得有一次所里给老师学生都发了中秋月饼，我一直没有吃，过了一段时间，月饼硬了，就被我顺手扔到垃圾筐里。不巧，先生正好到我实验室，见到了这一幕。先生就和我说起他回国的时候，正赶上国内困难时期，大家都到郊区农村挖菜根、拣菜叶。在所里食堂吃饭，放下饭盒的工夫，盛菜的盆就可能不见了，所以以后只好用一个大盆，把饭菜都放在一起。尽管先生只是把这些作为辛酸的“趣闻”告诉我，却让我为自己浪费粮食的行为而深深羞愧。先生回国初期，和夫人及一个小孩就住在物理所的一间简易平房。后来，是和年迈的岳父母及三个小孩一家七口挤身在一套小二居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搬到一套小三居室。记得给先生搬家的时候，最值钱的就算是孩子自己组装的一台黑白小电视了，最重的是一纸箱一纸箱从苏联带回来的专业书籍。先生一直这样在清贫中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生活朴素，严以律己，做了院士也从不讲究排场、待遇、吃穿，似乎科研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每次到先生家，几乎无例外地看到他埋头坐在书桌前，眼前是正在看的稿件，正前方是明亮的台灯，书桌两端摞满高高的稿件、文献书籍。这种景象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一提起先生，似乎就是这种印象。对他来说，家似乎理所当然是办公室的延伸。先生出差汕头大学的时候，不慎伤了髋骨，在汕头手术及治疗期间，仍念念不忘学生的工作及《物理学报》稿件的编审工作，不时叫人捎带稿件过去。据说，为了早日回京，还和师母嚷嚷过几次。回到北京后，为治疗检查方便，暂住在所里的招待所，先生又把在家里和办公室的工作模式搬到所住的客房。尽管后来先生的腿脚不太利索，但仍坚持每周几次到办公室和学生讨论工作，或把学生请到家里讨论。课题组的学术交流活动，他更是一次不拉地参加。1987年氧化物高温超导研究热潮的时候，先生和其他老师、学生一样，晚上也到实验室加班加点干活。在解超导氧化物晶体结构的时候，先生冒着冷冽的寒风到所里，和学生一起坐在计算机前，分析衍射图谱、构建结构模型。其中有几个结构就是和我一起解的。先生就坐在我身边，告诉我如何调整原子位置，等从机房取出打印结果后（机房每15—20分钟送一批用户的打印结果），又进一步仔细分析，提出结构模型的修改方案，进行新一轮的计算，一直工作到深夜。 在敬佩先生渊博的晶体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的同时，我更感叹先生这种忘我不倦的敬业精神。在超导氧化物研究中，梁先生最早提出了从第一条衍射线给出的面间距值确定高Tc氧化物超导体结构类型和原子粗略位置的简便方法，发现分别属于两种结构类型的Tl系八种超导相，并测定了它们的晶体结构。
梁先生在晶体结构化学、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三个学科的交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工作，言传身教地培养了大批的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才，许多学生成为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先生以他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术造诣、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和慈父般的教诲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作者系梁敬魁先生的1988届博士毕业生，现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本文部分内容被收录于《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梁敬魁》，马新生著，金城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次做了少量改动。）
怀念恩师梁敬魁先生
陈小龙
我1988年进入中科院物理所跟随梁敬魁先生念博士，那时先生还不到六十岁，头发已是灰白，走路慢慢地，人非常和蔼。我们那届研究生入学时已是深秋，物理所及国内外搞高温超导研究的人很多，先生带领的研究组，已完成了铊系超导体9种晶体结构的测定，并发表了文章，在国际上属于独立的研究工作。先生给我的第一个题目是做一下含稀土的铊系超导体，第一次实验是解思深老师带我做的（当时解老师刚从美国做完博士后回来不久，属于有作为的中青年科学家，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因为铊有毒，样品合成是在一间平房（现早已夷为平地盖成大楼了）进行的。样品合成后用纪尼尔相机拍摄了衍射底片，底片上出现了间隔不同、强度有深有浅的一堆线条。我想这些线条怎么能与晶体结构联系在一起？先生在灯光下看了底片，说样品很干净，属于铊-1212结构，又指着一条低角度的弱线说这是（001）衍射线。我顿感惊奇，惊奇先生能从一堆杂乱无章的线条中，看出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其实先生早已从铊系超导体的结构特征中总结出用低角度衍射线判断结构类型的方法。我也从此开始了跟随先生学习晶体学和相图的学术生涯。
1991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先生大概觉得我还属于那种有培养价值的人，建议我留所工作，我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这期间先生花了大量精力阅读相关文献，写作那本60万字的《高Tc氧化物超导体系的相关系和晶体结构》专著，我则经常去图书馆帮先生查阅和复印一些资料，另用计算机画了一些超导体的晶体结构图，并计算了多晶衍射图谱。在写作中，先生经常拿写完的章节让我阅读，提意见。我顿感诚惶诚恐，心想我一个刚毕业的博士怎么能给先生写的东西提意见呢？但先生的目光是真诚的，我只得照办。提了几个小建议，大概先生觉得有些道理，都做了相应改动。书稿杀青后，见我的名字也出现在书的作者中，心里很是不安，因为自己没做多少事。但先生说这本书你有贡献，应该成为作者之一。我知道这是先生对一个年轻后学的提携。书出版后，即获好评，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
1993年的一天，忽闻先生当选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以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资历，这并不意外，但是作为弟子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评过学部委员。我兴冲冲的跑到先生的办公室，说:“您当学部委员了?”先生只是噢的应了一声，没有任何喜悦的表情，又继续伏案工作，似乎当选学部委员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组内的学生和老师都想为此庆祝一下，但先生坚辞，只是说没有什么可庆贺的，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庆贺活动。几个师兄弟们想借此机会大吃一顿的想法也只得作罢。
1997年我回国后，陆坤权先生劝我去搞晶体生长工作，当时陆坤权先生是整个晶体片的学术负责人。起初不想去，原因是先生希望我帮他做些工作，另外晶体生长以前没做过，对我是新方向。后经陆先生多次劝说，终下决心转入晶体生长研究。在向先生汇报我的想法前，心里有些忐忑。没想到先生听完后，对我的选择给予极大支持，并鼓励我说你在这里已经学习了许多相图和结构分析的东西，转入晶体生长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从那时起至今又十几年了，这期间先生又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每当看到一篇相关的文章或有一个好的想法，就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讨论。
先生过了古稀以后，仍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亲自指导研究生。因为经常关注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工作，先生对晶体生长的助溶剂研究有了些兴趣，前后申请了两个基金，并投入几个研究生开展工作，对我的晶体生长研究工作真是莫大的帮助。在申请后一个基金时，被国家基金委工程和材料科学部评为优秀基金。2005—2006年，根据近十余年来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进展，先生主持对该书进行了改写，增加了30余万字，写成了《新型超导体系相关系和晶体结构》，其中有先生命我写的几节有关超导晶体生长的内容。我的博士生毕业，常请先生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先生仍是一丝不苟，每次都提出不少评阅意见，密密麻麻的小字工整地写上一大篇。答辩时，对有疑问的问题刨根问底，有时候我坐在台下也为答辩的学生捏一把汗。
曾有人问我先生有何业余爱好，我回答不出。先生给我最多的印象是在伏案工作或与人讨论问题。60多年的学术生涯，先生已是成就斐然，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先生85岁高龄还完成了他的《师恩难忘—梁敬魁院士论文选集》，详细记述了他的60年科研生涯。我想先生的兴趣和爱好都在他热爱的事业上，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也是快乐的。
先生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他的治学态度和高风亮节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系梁敬魁先生1991届博士毕业生，现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部分内容被收录于《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梁敬魁》，马新生著，金城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次做了少量改动。）